中国在工业机器人上的大举投入，源自一个迫切的经济问题。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随着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者向全球贸易打开大门，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。迅猛的经济增长令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，并随着劳动者从农村迁居城镇，转变了中国大片地区的面貌。然而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和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的薪资水平不断攀升，削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。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预计会从去年的10亿降至2030年的9.6亿，到2050年进一步滑落至8亿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在2015年正式废止的一胎化的结果。
近年中国的中央规划者一直在推动自动化，作为填补劳动力缺口的一条途径。他们承诺提供慷慨的补贴（由地方政府发放），为中国企业使用和建造机器人铺平道路。2014年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掀起一场“机器人革命”，首先改变中国，进而改变世界。他在对中国科学院(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)的一次讲话中表示：“我国将成为机器人的最大市场，但我们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能不能应对这场竞争？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，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。”
中国政府对于在生产线上集成价格越来越低、效率越来越高的工业机器人的支持，对于面临全球经济疲弱和国内需求放缓的中国厂商来说是个好消息。但是，机器人革命的效益并不是全球平等共享的。从印度到印尼，从埃及到埃塞俄比亚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效仿中国、以及更早实现经济起飞的日本、韩国和台湾：鼓励农业人口进入制造出口商品的低成本工厂，从而刺激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。然而自动化的崛起意味着，工业化为下一批新兴经济体带来的就业机会很可能少得多。
由于自动化的发展，制造业的技能要求显著增加，工厂运转所需的工人数量大幅减少。那些剩下的工人怎么办？他们成不了IT企业家和艺人；而如果他们在餐馆打工，他们的工资将远低于在工厂打工。
德国制造业老将斯蒂芬•罗尔(Stefan Roll)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起飞时期曾在中国工作。他如今很享受在印尼的生活和工作，但他担心印尼正在错失“黄金机遇”，无法以足够高的效率在全球舞台上展开竞争。“当你和跨国公司打交道时，时间就是金钱，”罗尔在带着记者参观他在巴淡岛的新工厂时说道，该厂为雀巢(Nestlé)组装咖啡机。“但你必须有很好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才能从事‘即时制造’。”
尽管没什么人怀疑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深刻挑战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悲观地看待这种两难困境。由于印尼、印度等国的工资水平比中国低很多，加上它们的人口相对年轻，一些分析师认为这些国家应该能够吸引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产业，比如服装生产，这些行业还不适合普及自动化。
随着中国等领先工业国制造出更多、更好的机器人，它们可以承担的任务将会增多。比如，长期以来，肉类加工一直被认为是机器难以掌握的一种技能，因为这需要细腻的手眼配合，以及对不规则形状肉块的处理。但西尔金观察到，机器人能够以比人高得多的效率把肉块上的肥肉剔掉，得益于成本更低、反应更灵敏的传感器。“用机器来做这个在经济上变得可行，因为你可以多省下3%或4%的肉，而那在一条生产线上是有很大价值的，你可以在生产线上快速移动。”
“有些事情，人比机器人做得更好，”他接着说。“但这类事越来越少了。”